两个反腐败的核心价值首次提出，凸显强势反腐将成为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要策略。

　　一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，对腐败之危害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以警示。从党的 17 大报告“腐败关系到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”，到胡锦涛在“ 18 大”报告中提出：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，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，甚至亡党亡国。 ”直至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议上强调“大量事实告诉我们，腐败问题越演越烈，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！”可见，从腐败危及“党的生死存亡”到“甚至亡党亡国”，再到“必然亡党亡国”的清醒认识，明确地告诉我们，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危言耸听，故反腐败必须有“壮士断腕”之勇气。

　　二是对腐败产生的根源，首次提出了“物必先腐，而后虫生”论断，实事求是地从执政党自身的视角，反思执政党自身肌体不健康与腐败根源的关联性，蕴含着建设廉洁政治，实现政治清明，执政党自身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，加快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。当然，从宣示到行动将会分步骤实施，第一个五年尤为关键。

　　两类案件为查办的重中之重 　

　　在新的政治结构还未趋于稳定，政治生态呈现多样性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会采取“先易后难”的反腐败策略，故惩防并举，注重“惩治”，必将成为当前反腐败战略之核心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两类腐败案件将成为案件查办的重中之重，实行有案必查，查则必办。

　　一类是集体腐败、组织化腐败的案件。随着腐败群体应对反腐败的丢卒保车策略的常态化，腐败高位频发缓慢增长的态势未有根本改变，腐败黑数愈来越大。究其原因，忽略对组织化腐败的打击有很大的关系，决策腐败、立法腐败、吏治腐败和公共财政腐败是组织化腐败的表现形态，组织化腐败是强势利益集团之间交易与合谋的产物，打击强势利益集团的巧取豪夺之首要策略应从“定点清除”转变到“连片剿灭”，只有这样才能铲断利益链，就像章鱼一样，断其触角是没用的。

　　另一类是金融领域的腐败案件。系统打击金融领域腐败的策略与当前金融领域的政治格局、腐败危害有很大关系。从政治格局看，金融领域虽然是不同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的高危领域，但是在这一领域的利益博弈中，没有一个较为强势的集团能够完全掌控，故而金融领域的反腐阻力较小。从金融腐败危害看，金融腐败是导致国家经济政策发生扭曲和变异，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重要诱因，是破解经济领域腐败的治本之策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，惩治是最好的预防，通过加大案件查办力度，尤其是组织化腐败和金融腐败的惩戒，提振社会民众的反腐败信心，增强中央权威，减少反腐败制度建设的阻力，为下一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扫清障碍，很有必要。

　　防范地方新一轮政绩冲动带来的政治腐败 　

　　党的十八大后，尤其是 2013 年“两会”以后，地方新的领导班子形成，经济发展是政治升迁的经济基础，新一轮的政绩冲动必然带来投资冲动，而现行的财税体制和政府间竞争进一步助长了政绩冲动。随着资金、资本和资源的汇集与交集，腐败高发的风险必然增大，尤其是决策类腐败、用人腐败可能易发多发。可以说，中央政府如果不能很好地运用前瞻性反腐败政策工具，有效抑制住地方大员的政绩冲动，新一轮腐败有可能席卷而来，这也将毁掉一批新上任的官员。与此同时，新旧领导班子的两种治理模式的碰撞与调整，导致出现类似“新官不理旧账”的诸多问题，原有政策的连续性受到影响， “收益内化，成本外化”，或成为常态，公共管理的成本增大，其结果是社会矛盾激化，政府绩效降低。不言而喻，党的“ 18 大”以后，中央与地方许多官员均面临权力的调整和职位变化，在省部级领导班子确定后，提交“投名状”，寻找新的政治同盟，甚至出现政治献金等政治腐败行为或将显现，官场潜规则泛起，买官鬻爵类腐败行为可能大幅增长。而过去业已形成的政治反腐、危机反腐的路径依赖症又屏蔽对此类腐败案件的查办。因此，中央应加大对地方巡视的力度，全面监控干部选任，杜绝买官鬻爵类腐败行为。

　　重点布防省级反腐

　　为破除利益藩篱，反腐败战略应当立足于省级区划展开，实现反腐败中路突进。一方面，加大对省部级腐败官员案件查办的力度，有案必查，绝不放过一个省部级腐败官员。另一方面，在省级区划或者副省级城市推进新制度试水，加快反腐败制度推进的覆盖面和力度，如财产公示制度可以通过省级地方性法规加以实施。过去的反腐败实践证明，“自下而上”的反腐败改革易于出现内卷化，往往无疾而终。而“自上而下”的反腐败改革往往宣示多于行动，就是出台制度，往往其核心价值也被利益博弈所过滤，最终可能无功而返。省级往往是中央与地方两股政治资源交集的地方，一权坐大的可能性较小，权力制衡色彩较为明显，故而反腐败阻力相对较小。同时地级市、县级腐败往往与省级关系密切，或为下层腐败的庇护伞，或为下层腐败的原动力，危害性极大。而新任领导班子相对不受过去原有利益集体的掣肘，在中央支持下，反腐败制度有可能取得根本性突破。故通过省一级反腐败治理，必然能够盘活全国，打好开局。

　　不可否认，反腐败需要务实，但绝不能被有限理性所左右。在当下，更需要的是壮士断腕之决然，回应民众，加快改革，行动重于宣示，应当是我们的选择。

　　（文章节选）

　　（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）